2021年的两会，是一个特殊节点上的两会，一方面，我们实现了千百年来摆脱贫困的梦想，踏上了乡村振兴的道路，另一方面，我们也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。

　　在如此前提下，保障粮食安全，保障农业生产，成为重要任务之一。而其中，种业无疑是最关键的一环。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、中央农村工作会议、中央一号文件、政府工作报告，都提出要打好种业翻身仗，解决种源“卡脖子”问题。我们的种业翻身仗究竟该怎么打？种源卡脖子问题又将如何破解？为此，新京报记者邀请了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录祥、国家水禽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侯水生两位专家，解读种业现状，探讨种业未来。

　　新京报记者和两位专家解读种业现状，探讨种业未来。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

　　　　种业自主，今天比过去更重要

　　种子是农业的芯片，也是粮食安全的基础。刘录祥说，“抓住了种子，就抓住了粮食安全的关键，这也是种业备受重视的原因”。

　　我国是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，粮食必须抓在自己手里，数十年来的发展中，中国从粮食匮乏到食物充分供给，种业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贡献，刘录祥说，“我国的粮食总产量连续多年保持在6.5亿吨左右，14亿人口平均每年的粮食占有量超过了470公斤，这其中，育种的进步，种子的改良，就是最重要的基础之一”。

　　食物不仅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素，也是生活水平改善的基础条件，侯水生说，“食品总产量的提升、食品质量的提升，都与种业有关。以畜禽生产来说，改革开放至今，我国的畜禽生产总量翻了很多倍，改革开放初期，一个人一年消费鸡蛋平均不到1千克，现在是18千克左右，以前人均年消费牛奶不到3千克，现在达到十几千克。我们今天强调种业的重要性，就是因为它事关我们的食物供给、营养供给、食品安全等基本的保障。”

　　市民挑选鸡蛋。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

　　2020年以来，在疫情影响下，粮食、畜禽品种的进出口受到较大影响，更进一步凸显了种业自主的重要性，侯水生说，“在这样的重大疫情面前，我们更能感受到品种安全在生产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”。

　　　　种业发展，保障了食物供给

　　我国小麦和稻谷两大口粮自给率达到100%，种子的自主率同样达到100%，“当前，我们的口粮绝对安全，可以说中国粮用中国种，已经做到了。”

　　小麦丰收。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

　　我们是如何做到口粮和口粮种子自主的？刘录祥告诉记者，“过去数十年中，小麦、水稻两大口粮，每10年到20年，单产都有100公斤左右的提升。这和几十年来，我们的科学家不断地推进小麦、稻谷育种有关。当然，育种的工作是多方面协作的结果，举例来说，比如种质资源的搜集和利用，比如杂交水稻的突破，就是上世纪70年代，在海南发现了一株雄性不育的野生稻，以此为契机，推动了我国杂交水稻育种的快速进步”。

　　类似的工作在许多领域都在进行，刘录祥介绍，“我们有一群专门收集种质资源的科学家，他们在全国乃至全球，不断地搜集各种种质资源，有从野外寻找的，也有进行国际交流的。我国目前有全球第二大作物种质库，目前已经保存了52万份作物种质，而且还在以每年2万份的速度增长。同时，新的种质库也在建设，建成之后，预计可以保存150万份种质”。

　　国家种质库。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

　　畜禽生产快速高效发展也得益于品种的改良，侯水生介绍，“近40年来，我国畜禽生产取得了一系列突破，从产量来说，我国每年生产6000多万吨猪肉，1700多万吨鸡肉，1100多万吨鸭肉。在这些肉类中，生产猪肉的商品猪，其种猪大部分是我国自己繁育的。鸡肉中，占市场一半的黄羽肉鸡，种源全部自主，白羽肉鸡过去全部依靠进口，现在也已经取得了一定突破。鸭肉方面，所有的烤鸭，自主培育的品种超过95%，用于加工咸水鸭、卤鸭等食品的瘦肉型鸭子，已经从全部依靠进口，发展到自主品种市场占有率达到了35%，已经取得了极大的突破，在未来两三年中，达到50%以上没有问题”。

　　　　“卡脖子”卡在哪里？

　　那么，种源卡脖子，究竟卡在哪里？刘录祥介绍，种质资源的利用和创新，是仍需要攻关的技术之一，“第三次作物种质普查尚未结束，我们的种质资源搜集还在快速增加，但同时，怎么更好利用这些资源呢？我们是种质资源大国，但还不是资源强国，目前，我们对已有种质资源的鉴定、利用率还比较低，可能只有10%左右，怎样把它们利用好，为自主品种的培育，提供非常坚实的科技基础，未来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”。

　　近距离观察西红柿苗。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

　　大豆是我国进口量最大的粮食之一，大豆的育种也是未来育种的重点领域，刘录祥说，“我们自己生产的大豆，产量在1900万吨以上，基本上可以满足国内食用大豆的需求，就是豆腐、豆浆等各种豆制品的消费。进口大豆主要是饲用，就是做饲料、榨油等。未来，在稳固甚至提高种植面积外，提高单产也是种业翻身仗中的重要部分”。

　　侯水生认为，对于畜禽种业而言，卡脖子问题较多：重点是畜禽遗传资源不能满足育种需要，创制适合育种需要的资源是关键。一方面需要挖掘、科学评价现有资源，包括国内国际资源；另一方面需要利用新技术、新方法创制新资源。同时，培育畜禽新品种，需要高效育种技术和育种方法，需要加强生物学基础研究、加强技术创新。在现有条件支撑下，如何更好地发挥我国的生产能力，通过育种进步、养殖结构调整，保障我国居民优质动物性蛋白质有效供给。“我国人多地少，动物养殖需要耗费大量饲料资源，环境成本较高。不管是饲料、水、环境承压能力等，我国都是非常有限的。所以在未来，一方面我们还要在育种上做出更多努力，培育出更多节约饲料、环境压力小的品种。另一方面，也可以通过调整养殖结构来减轻压力，牛羊肉的生产成本是最高的，需要的饲料，消耗的资源也最多，猪其次，鸡鸭最少。举例来说，生产一斤猪肉，需要的饲料在3斤到3斤半，而鸡鸭肉，可以降低到2斤，也就是说，更少的饲料可以产出更多的优质动物性蛋白质。那么未来，是否可以通过引导膳食结构的变化，进而达到引导消费，以此来节约资源呢？这也是一个方向”。

　　　　产学研结合，打好翻身仗

　　口粮、大规模生产的蔬菜水果等，我国的种业自主率可以保障，但在大豆、玉米、白羽肉鸡、高端蔬菜等领域，种业自主率仍旧不高，进口依赖程度还需要不断降低。

　　高端蔬菜。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

　　当前，改变这些领域的种子进口局面，打好种业翻身仗，最大的难处究竟在哪里？刘录祥介绍，“疫情的影响，其实是给了我们一个提醒，我们要在面对变局的情况下，保障粮食的供给，就需要培育支撑粮食总量供给的能力，这也是我们国家提出‘藏粮于地、藏粮于技’战略的重要意义所在，种业的突破，也就是藏粮于技。”

　　“我们要打种业翻身仗，这也说明，我们在种业方面，确实是有短板的，”侯水生说，“在畜禽育种方面，我们的问题在于，我们育种的起步比较晚，发展时间很短，技术、资源等各方面的积累都比较薄弱。在未来，我们怎么更好地利用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和资源，利用好自己的资源是关键”。

　　种业不仅是育种工作，也包括资源收集、评价、繁育体系建设等环节，侯水生说，“种业是综合性的领域，需要产学研更好地结合，科研领域的智慧和成就，最终要体现在生产上。所以在未来，如何让产学研之间的结合更紧密、顺畅，也是种业发展中关键的问题”。  

　　　　种业安全，是否有标准

　　怎样才算打好了种业翻身仗？我们的种业怎样才算安全，是否有可衡量的标准？对此，刘录祥说，“目前来说，确实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。从我个人理解看，有三个方面可能非常重要，一个是粮食生产的总量，要保持稳定。我们自主的种子，要能够满足粮食生产量的需求。另一个是质量，即种子是否优良，是否能生产出优质的、多样化的产品。第三是成果的转化，育种的成果能够顺畅地、快速地转化为生产能力。”

　　刘录祥认为，种源自主可控，应是重要的衡量标志之一，“怎么衡量是否安全，标准可能很多，我觉得，其中有一个可能是核心的标准，即种源自主可控，就是要求我们在遭遇外部不确定的风险和压力时，可以自己解决问题，可以保障我们的粮食、畜禽等生产不受影响，这样，别人就卡不住我们。”

　　侯水生认为:种业安全应该是有标准的。具体说，就是我国用于畜禽养殖的品种是否存在风险性，包括品种能否满足生产需要，遇到疫病或国外限制出口，我国畜禽生产能否维持正常生产、高效生产；其二，畜禽品种能否满足我国居民今天和未来消费的需要，包括数量和品质需要。